促消费如何发力？
文|《财经》记者 孙颖妮 编辑 | 王延春
大力提振消费，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
2025年全国两会提出要大力提振消费，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汽车产品、电子产品、家居产品等消费升级，促进汽车换“能”、家电换“智”、家装厨卫“焕新”。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将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上，以消费提振畅通经济循环，以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促消费”成为2025年全国两会的热词。各地纷纷推出各种务实提振消费的措施。
2月20日，广东发布了《广东省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月19日，湖北省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5年“中华美食荟”暨湖北服务消费季活动。2月12日，黑龙江印发《黑龙江省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同一日，山东省委书记、省长一起参加省提振消费工作大会。2月7日，深圳发布《2025年“提振消费 扩大内需 营造放心消费环境”若干措施》。湖南、北京等多地亦推出各式各样的创新举措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热点。
过去的2024年，有效需求不足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5%，比2023年（7.2%）回落3.7个百分点，全年消费整体呈回落态势。2024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为2.2个百分点，较2023年回落2.1个百分点，也低于2017年至2019年3.9%的均值水平。
2024年，外贸对经济增长发挥了较强支撑作用。出口增长7.1%。然而，2025年，特朗普扬起“关税大棒”，多位专家和机构预计，2025年中国出口增速下行风险较大。外需面临挑战，2025年中国经济若保持5%的增速，必须全方位扩内需，而扩消费则是关键。
从上述中央到地方的系列举措可以看到，促消费将是2025年宏观经济政策发力的重点。去年底举行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提出要“大力提振消费”。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就如何扩消费深入讨论。全国政协委员、来伊份总裁郁瑞芬建议，发挥地方财政职能扩大内需，通过资金统筹机制创新、县域经济提升工程来构建可持续的消费促进机制。同时，规范电商经营行为，促进消费商业生态健康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汕头超声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工艺高级工程师黄贵松建议，扩大政府惠民消费券适用行业范围，优化发放方式。“政府消费券除了在支付环节给消费者带来实惠外，应将部分补贴额度发放给生产端企业，以此鼓励企业优化生产流程，加快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研发，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银发经济产业链长、业态多元。多位代表委员认为，智慧养老、银发文旅等将成为未来产业发展的新支点。全国政协委员、广东财经大学副校长鲁晓明建议，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发展老年教育的格局，丰富老年教育产品供给，将老年教育下沉到各个社区或者居民委员会，让老年人实现就近多元化的教育，更大力度释放银发经济潜力。
在多位专家看来，将促消费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发力重点，不只是应对风险和外部冲击的一时之策，还是适应中国新的发展阶段、满足民众美好生活需要以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长远之策。
据了解，一直以来，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居民的消费率明显偏低，消费压抑现象较为明显。2023年居民消费率为55.6%，同期美国为81.3%，日本和韩国则分别为75.4%、67.8%。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团队研究发现，2019年-2023年，美国零售业销售总额增长了33%，相当于增加了三分之一个美国市场，同期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仅增长了15%。
滕泰认为，研究数据显示，中国消费需求不足也传导至生产环节和就业环节，消费增长乏力必然导致企业销售放缓，收入增速放缓，新订单减少，库存增加、效益下降。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利润，从2022年7月以后到2024年10月的27个月中，已经累计出现19个月的负增长。消费低迷导致市场疲软，企业营收和利润下降甚至出现亏损，引发失业率上升，尤其是年轻人就业形势变差，劳动者收入下降，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进一步受损。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历史和国际经验表明，一国经济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消费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将成为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推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应加快转向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这既是中国经济增长驱动力量发生变化后的必然选择，也将进一步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扩消费怎么干已成为中央到地方政府思考的重要课题。
短期举措：创新消费场景，增加补贴
夜晚的长沙，生机蓬勃，步行街甚至比白天更喧闹，这里有满满烟火气的各式夜宵摊，也有24小时书店、“不打烊”健身房等新消费场景。传统与新潮碰撞的五一商圈，还有各种非遗民俗与国风表演等夜游项目。
如今，“夜经济”已经是长沙的特色消费场景，成为提振长沙经济的“金钥匙”。近年来，培育更多有“烟火气、湖南味、国际范”的消费新场景，长沙的“新消费之都”正在崛起。
不仅是长沙，当前各地促消费举措中，创新打造各式各样的消费新场景已经成为主流。
去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发布了一个推动消费新场景的文件——《关于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的措施》，提出围绕居民吃穿住用行等传统消费和服务消费，培育一批带动性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推广一批特色鲜明、市场引领突出的典型案例，支持一批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消费端领军企业，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不断涌现。
今年2月1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提振消费有关工作。会议提出，强化消费品牌引领，支持新型消费加快发展，促进“人工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持续打造消费新产品新场景新热点。
在业内人士看来，消费新场景是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的系统集成，例如现在很火的体验式、潮流式消费，充分融合娱乐、策展、潮玩等内容，年轻人通过这种消费方式互动、沟通、分享，收获的不仅是一件商品、一次服务，还有更多的情感满足。
除了创新消费场景，“以旧换新”活动也是2025年各地促消费的重点举措。去年下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实施，对消费拉动作用较为明显。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央向地方下达了1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各地积极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在政策推动之下，2024年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比上年增长12.3%，比上年加快11.8个百分点。
2025年开始，“以旧换新”补贴政策首次扩围至消费电子行业，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手机、平板电脑、智能手表手环等三类数码产品，在限额之内按产品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今年1月，中央财政已经预下达2025年消费品以旧换新首批资金810亿元。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副主席闫衍认为，2025年应继续发挥“两新”“两重”对消费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加大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规模，进一步扩围以旧换新的领域。
扩大消费最终需要解决的是居民消费能力的问题，提高收入十分关键。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建议，2025年要加大对特定群体的补助和支持，以提高其抗风险能力并提振消费：对于待业大学生和失业青年群体，可考虑直接发放补贴助其度过过渡期，以及通过企业用工补贴的方式增加就业岗位；对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领取待遇人员，尤其是农村老人群体，有必要提高发放标准；对于二孩及多孩家庭发放生育补贴。
中诚信国际研究院执行院长袁海霞建议，短期来看，提高居民收入还可通过现金补贴或数字货币帮助居民部门修复资产负债表，促进终端消费与企业生产、投资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除了给特定群体补贴，多位专家认为，稳住楼市股市对2025年提振消费也十分重要。罗志恒表示，房地产的稳定可以修复居民的资产负债表，财富效应让居民能消费、敢消费。现在稳定房地产市场更多的是由地方政府来实施，包括通过收储，盘活闲置的土地，改善房地产的现金流，提振房地产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但是地方政府仍然面临“三保”等一系列问题，稳楼市的能力相对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建议探索中央层面成立“房地产稳定基金”，先期发债规模可在2万亿元左右，专项用于保交楼、收储存量房和房企存量闲置土地等，缓解房企流动性压力。
在财政货币政策方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建议，2025年通过降息降准、财政开支加码等逆周期调节工具，推动企业利润增长，进而带动居民收入提升，增强消费信心。
长期改革：完善分配制度，建立公平社会保障
然而，短期的资金补贴并不能解决居民长期的收入问题。提振消费更需从长计议。
罗志恒认为，从长期看，消费取决于三个因素：消费能力、消费意愿和供给对需求的适配性。消费能力跟收入有关；消费意愿与居民对未来的预期，尤其是与后顾之忧有较大关系；供给对需求的适配性也直接影响消费，居民想消费是否有相应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去匹配。解决这三方面的问题涉及系列长期改革。
当前，居民消费压抑的情况较为显著。滕泰团队研究发现，在人均GDP从5000美元到2万美元的过程中，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法国、韩国和英国的平均消费倾向基本分布在70%至90%的区间内，随着人均GDP的提升，这些国家平均消费倾向的平均水平从80.5%提高到88%左右，而与之相比，中国平均消费倾向低了20个百分点左右。
国内有关消费倾向的研究表明，中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1990年的85%以上，已下降到新冠疫情暴发前的70%左右，其中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大约为73%，而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66%。从变化趋势上看，自2008年以来，下行趋势加速，2020年疫情发生后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再创历史新低，其中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已经下滑到63%左右。
消费压抑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滕泰表示，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较低，经济增速下行带来的预期变化，深度老龄化与低社保水平之间的反差、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庞大的低收入群体、高储蓄倾向以及对消费的限制性措施，都是中国出现消费压抑的深层次原因。
多位专家认为，在国民收入分配过程中，居民部门收入偏低，是当前居民消费不足的最根本原因之一。数据显示，近年来，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偏低。2023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39218元，仅相当于当年中国人均GDP（89358元）的43.89%，而美国个人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82.18%（2021年）。
滕泰研究发现，计算1978年以来的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可以看出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一度达到63%左右的高点，此后便逐渐下行，2011年下滑至40.23%的低点，其后有所反弹，近年在43%至44%的区间内波动。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计算，2000年美国个人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就达72.23%，之后基本呈现逐步上升的格局，2020年达到85.53%，2021年82.18%。
在滕泰看来，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是在工业化推动居民收入高速增长的阶段，就将消费占比推升到总需求的主导地位，中国目前尚未达到这一目标。要实现中国消费的长期繁荣，必须重启中国居民收入增长，这是促进消费繁荣的根本解决之道。
如何提高居民收入？
多位专家表示，深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是从根源上增加居民收入、提振居民消费的关键之举。罗志恒建议，要进一步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通过完善税制、增加转移支付、加快农村土地市场化流转等方式，提高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温彬建议，要通过构建一、二、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工资性收入是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吴亚平建议，要努力提高职工工资性收入水平，各地区要完善最低工资标准动态调整机制，逐步提高最低职工工资标准，切实防范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随着新业态经济的迅猛发展，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日益增多。吴亚平建议，要针对能源矿产采掘、建筑施工、环境卫生、垃圾清运、出租车、快递送餐以及轻工纺织制造等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差的行业领域，研究制定更高的最低职工薪酬标准。
企业是发放工资的重要主体。因而，各类企业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也要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按照“按劳分配”基本原则，调整优化企业股东、主要高级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之间的收入分配结构，稳步提高企业普通员工薪酬总额在企业生产经营收入总额中的比重，特别是在企业员工薪酬收入总额中的占比，让全体员工和谐共享企业发展成果。
此外，财产性收入也是城乡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吴亚平建议，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扩大居民的股票、企业债券、政府债券等直接投资渠道，更好地发挥股票市场的收入分配功能。
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意愿除了与当前的收入有很大关系，还与居民是否有后顾之忧以及对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和信心有很大关系。在中国，教育、养老、医疗、住房是居民支出的重头。
在滕泰看来，2023年5月，全国30个重点城市房租费用平均为1483元/室，1700元的月收入在大城市已经很难维持基本生活；在中小城市，1700元在维持基本生活开支之后，基本无力承担疾病等突发情况的开支，更不要说生育、养老等长期大项开支；对于农村居民来说，月收入1700元用来应付生育、孩子上学、疾病、养老等问题也远远不够。这些都加重了居民的后顾之忧。
与此同时，中国偏低的社会保障程度也加重了居民对未来消费能力的忧虑。一些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证明，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有助于居民提高消费倾向，扩大消费需求。例如，欧洲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较高，2019年法国为23.86%，德国为19.74%，瑞典为19.04%，日本也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为16.13%（2018年数据），而中国社会保障支出的占比在2020年达到3.21%，2021年下降到2.96%，远远低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
因而，通过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机制来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至关重要。吴亚平建议，加快推进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单位医疗和养老制度的并轨，实施公平、统一的医疗和养老保障制度。以非国有单位职工、自由择业者和农村转移人口为重点继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切实加强社保体系的保障作用。健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加快实现基本养老保障城乡一体化。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加大政府补贴支持力度，扩大参保范围，提高保障水平。
一直以来，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与城市存在较大差距。多位专家认为，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内外的二元结构，带来的收入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也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原因。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数据，2021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2%，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6.7%，其间存在约18个百分点的缺口，就是进入城镇生活但没有获得城镇户籍以及相应的公共服务的人口。为了获得教育、医疗等服务，他们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同时由于未能获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养老等社会保障，这些“半城镇化”的人口面临着未来生活更大的不确定性，需要增加储蓄来应对不时之需，由此降低了他们的消费能力。
有学者研究了农民工家庭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发现农民工消费抑制的程度达到23%左右，如果能让1.72亿外出农民工成为城镇户籍居民，享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人均消费可增长6686元，由此产生的居民消费增量可超过1万亿元。因而，多位专家都呼吁，尽快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是提高居民收入、激发消费的重要一招。
供给发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强产品创新
2025年春晚舞台上，扭秧歌的机器人爆火出圈，让其背后的公司宇树科技也随之大火，同时也推动了整个人形机器人行业在公众层面的曝光度。
2月12日，宇树科技在春晚舞台亮相的Unitree H1和G1人形机器人正式在京东线上首发开售，售价分别为6.5万元和9.9万元。上线当天即被预订一空。
宇树科技一位负责人称，未来四足机器人降到三四千元问题不大，可以真正进入消费级时代。业内也普遍预计，2025年是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元年，也是商业化落地的元年。随着中国企业率先进入量产，国产人形机器人的价格已经从单台上百万元逐渐降至百万元以内，接下来价格有望进一步下降，人形机器人将逐步走入“寻常百姓家”。
从实验室到量产再到消费级市场，人形机器人爆火的案例正是科技创新引领消费市场高质量供给的典型案例。
滕泰表示，当一个国家走过工业化的高峰阶段，或者工业化完成之后，大部分工业产品都成为成熟供给，这时除非出现革命性的新产品，由于新供给创造了N倍的新需求，才可能会引发工业品需求的“跳升”，例如当前电动汽车、机器人等新产品的出现，带来相对应工业品需求的快速增长，其他传统工业品的需求增速都会下降。
因此，当前总需求不足的背后，也有供给结构变化的原因，而推动供给结构更新，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是解决总需求不足的重要途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服务业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王念向《财经》表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加快赋能消费创新的同时也要看到，火热出圈的国货潮品等诸多产品在创新能力、品牌打造能力、持久经营能力等方面还有提升空间，市场秩序不规范、产品质量良莠不齐、知识产权和消费者保护不到位等问题仍然普遍存在，不符合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如何提高产品创新能力？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依绍华建议，产品创新要根据市场需求导向来开展研发，根据对不同收入群体未来需求的细分，通过更加先进、科学的消费知识和理念的传播，来提供更多“量体裁衣”的创新消费品。
同时，要重点在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家居产品、电子产品等领域进行技术创新和时尚设计，形成引领消费的创新产品体系。
此外，还要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充分挖掘消费者需求，动态追踪消费者偏好，采用定制化生产方式，快速生产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个性化产品，提供更加多样化的定制服务。
除了提高供给质量，良好的消费环境也至关重要。近年来，消费品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止，消费陷阱无处不在，对居民的消费信心造成了一定打击。
近日，经国务院批准，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方案》（下称《行动方案》）。
《行动方案》提出实施消费供给提质、消费秩序优化、消费维权提效、消费环境共治、消费环境引领五大行动，破除消费者反映突出的痛点。《行动方案》提出到2027年，发展一大批放心消费商店、网店、直播间、餐饮店、工厂等基础单元及放心消费市场、商圈、景区等集聚区，动态发展线下无理由退换货承诺单位150万家以上。
原国家经贸委质量管理局局长叶柏林向《财经》表示，当前，各类机器人产品大火，有很大的消费空间，但同时要狠抓产品的质量问题，以确保产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前几年，我家里买了一个扫地机器人，用了没多久就不好用了，扔在那里不用了。在机器人大量进入家庭之前，建议有关部门赶快制定包修、包退、包换的立法文件，既保护消费者权益，又促进产业健康发展。”
吴亚平也建议，要以消费环境条件改善释放消费潜力。进一步完善商品和服务等各类消费品质量和技术标准体系，提高消费品的质量和安全水平，强化政府对消费品的质量和安全监管。
当前，直播带货已成为居民的重要消费方式之一，但也出现了虚假宣传、假货频发等问题。对此，依绍华建议，探索实行“互联网+监管”模式，建立跨部门、跨地区协同管理机制，创新电子商务新模式新业态监管模式，细化新业态新模式行业管理办法和监管规则，规范直播带货、数字营销等行为；加大对农村消费市场的监管强度，强化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力度。
消费环境之外，一些体制机制障碍和行政性限制也阻碍了消费潜力的释放。例如，在汽车消费领域，全国多地仍实施汽车限购政策。如在游艇、私人飞机和奢侈品等相关行业，消费场景限制更加严重，高净值人群的购买力不得不流向海外。
机构研究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人奢侈品消费金额达到1.04万亿元，增长9%，其中境内消费占58%，境外消费占42%，且中国消费者境外奢侈品消费客单价明显上升，平均同比上升36%左右。
滕泰表示，位于收入光谱另一端的高收入群体，基本生活需求已经基本得到了满足，需要为他们提供能够把钱花出去的新产品、新服务和新场景，然而，我国目前还存在很多对高消费的限制性政策，有待调整。
滕泰建议，应当破除各种限制消费的政策，只要是符合社会公序良俗的消费项目、消费活动都应当允许和鼓励其发展。全球的消费者如果喜欢来中国旅游，中国就不仅仅是世界工厂和世界研发中心，也成为世界的消费高地和体验乐园。
增长模式：以投资驱动为主，转向消费驱动型经济
一直以来，促投资、抓项目是各地经济工作的重点。
近年来，业内对于扩内需的路径到底是以扩消费为主体还是以扩投资为主体争议不断。有观点认为，当前投资效益出现了边际递减的情况，应该把宝贵的资金用来支持消费。
在多位专家看来，这种二元对立的想法并不可取。
罗志恒表示，要避免消费和投资的二元对立关系，两者都是经济的有机整体，关键是两者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如何提高投资效益，找到短期是需求、中长期能够优化供给结构的领域，这是更为关键的问题。
王念向《财经》表示，消费和投资都是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环节，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有潜能的消费为投资提供市场前景和方向指引，投资则是消费实现的基础条件，有效益的投资提升消费品质和改善消费环境，二者密不可分、相互促进、良性循环。要将扩大消费需求与合理增加有效投资相结合，单独的割裂来看，都会以偏概全。
王念同时强调，在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消费和投资发挥作用的重要性要有所侧重，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要突出消费的不同方面和投资的不同方面。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在转向消费驱动，提振消费是扩大内需、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的重中之重。”王念认为，投资则要更好地适应消费市场新变化和消费升级的趋势，满足消费者新要求。投资要更多投到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能够带动居民收入增长、能够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收入提高的领域。
比如下个阶段，服务消费是中国消费提质扩容的重点领域，但当前中国生活性服务业创新发展仍面临不少问题，既存在准入难问题，也面临准入后限制，还面临新型消费基础设施、专业人才队伍供给短板等问题，这些最终要通过更好统筹消费和投资来解决。
多位专家认为，接下来，中国要形成以促消费为目标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政策体系。依绍华表示，进入新时代，以出口驱动和投资驱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已转变为消费驱动型经济，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不仅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应有之义，也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出发点。
去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金融街论坛上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方向应从过去的更多偏向投资，转向消费与投资并重，并更加重视消费。”
事实上，从国外发展经验看，在经济增速换挡后，消费的作用往往会有所抬升。从欧美地区来看，自1960年以来，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始终维持在70%之上，且近20年间波动较小。从亚洲新兴经济体来看，消费占比均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海通证券认为，这一变化趋势符合经济规律，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消费增长的潜力仍有待挖掘。
纵向来看，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服务业快速发展，2012年以来，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过第二产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横向来看，随着人均GDP的不断增长，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均有所提升，2020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达到80.14%。因而，服务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会持续增加。
当消费需求持续增长，会带来一系列良性变化。滕泰表示，如果工业化大国能够实现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也将提升潜在的增长率，这一点往往为人们所忽视。首先，消费需求持续增长，能够推动分工细化带来的“斯密增长”（注：斯密增长是指主要依靠资本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
以大家都爱吃的火锅为例，最初开一家火锅店需要负责从买菜到服务的全流程工作，分工程度很低，随着火锅消费需求的增长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分工逐渐细化为食材、底料、蘸料、耗材甚至店面装修等细分行业，还出现了堂食、电商、外卖等不同的业态。数据显示，中国的火锅行业在很长时间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率，2023年整体销售收入已经超过6000亿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需求扩大、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结果。
其次，消费需求持续增长能够推动创新带来的“熊彼特增长”（注：其核心特征是技术进步和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经济波动的决定性因素）。消费繁荣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产能可以利用起来，为企业的研发等创新活动提供了可能。正是福特等美国汽车厂商通过降低车价，成功地扩大了汽车的需求，使美国成为“车轮上的国家”，每年数百上千万辆的汽车销量，支撑着美国汽车工业贡献出了车用空调、涡轮增压、转向助力、定速巡航等先进技术。
“当前向消费型社会转型，是中国经济深度转型的主要任务。只有调整宏观经济管理政策、观念，从以生产、投资为主向以市场和消费为中心转变。”滕泰说。